2024年10月25日
1950年代，科學家查爾斯・大衛・基林博士（Dr. Charles David Keeling）在夏威夷觀測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時，發現其濃度正不斷上升。這項發現掀起了一波針對環境變化的研究熱潮，也引發人們對大氣變遷的深層疑問。自從基林博士提出這項觀測以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已上升六倍。
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科學家們已能明確指出，大氣變化主要由人類活動所驅動，尤其是燃燒化石燃料的行為。而這些變化，正直接導致氣候變遷。
這項發現促使公眾意識迅速提升，政府也開始更加重視，並推動各種管制措施，以限制全球平均氣溫的持續上升。然而，這一切對埃克森美孚（Exxon）來說，並不應該是什麼意外——早在1970年代後期，他們自家的科學家就已經以「驚人的準確性與技巧」預測了燃燒化石燃料與全球暖化之間的關聯。他們指是從未對大眾公開這些資訊。
到了1988年，殼牌石油（Shell）也得出了與埃克森相似的結論，並在內部報告《溫室效應》（The Greenhouse Effect）中詳細說明。
若將這兩家公司的研究成果合併來看，埃克森與殼牌早已預測，到2030年，二氧化碳濃度幾乎將翻倍，並導致全球氣溫上升、低窪地區與農地遭洪水淹沒、海平面上升與棲地消失等後果。這些預測所描繪的前景，可說是極為嚴峻。
可再生能源的崛起是長期規劃的一部分
在1960與1970年代，當時的經濟環境下能源需求急劇上升，對化石燃料公司來說，探索可再生能源是理所當然的下一步——尤其是在美國尋求能源自足的背景下。
埃克森（Exxon）、殼牌（Shell）與其他大型石油公司開始投資可再生能源，作為多元化投資組合、降低對化石燃料依賴的策略之一。這一轉變部分受到石油市場價格波動的驅動，特別是在1960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之後。
地緣政治風險——例如中東衝突與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這些波動，導致油價飆升，也突顯出尋找更穩定能源來源、確保長期能源永續的必要性。這一策略同時也是為了讓化石燃料產業具備「未來防護」能力，因應潛在的政策限制與公眾環保意識的轉變。
當時，埃克森甚至推出一項名為「為強大的美國提供能源」（Energy for a strong America）的廣告宣傳活動，並將太陽能與煤炭、核能並列展示。
雷根經濟學開啟短視近利時代
1982年，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誕生徹底改變了一切。隨著雷根總統上任，主張減稅、放鬆管制、削減政府支出以及強調自由市場原則，股市迅速受到推崇，成為經濟重心。
這一政策推動了股市繁榮，整體經濟氛圍也逐漸傾向鼓勵企業追求短期財務利益。所謂的「短期主義」，源自於對短期交易與績效指標的過度關注，市場與投資人傾向追求快速回報，導致企業為了滿足這類預期，優先考慮即時獲利，而忽略永續經營的實踐。企業開始傾向對龐大且常常缺乏耐性的投資者群體交出立即成果。
與此同時，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過後，1980年代則迎來石油過剩。非 OPEC 國家的新油田發現，緩解了美國對石油供應的擔憂。到了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能源自主」的壓力已逐漸消退，石油公司開始撤資可再生能源，企業的短視心態已然成形。他們轉而專注於不斷增產原油，以獲取即時的財務收益。
當時的埃克森董事長李・雷蒙德（Lee Raymond）推動終止公司內部的實驗性研究，並切斷對太陽能投資的資金，理由是這些投資在短期內無法帶來足夠的利潤。
企業轉移責任、誤導資訊，以及一場名為「碳足跡」的巧妙騙局
大約在同一時期，化石燃料企業開始展開資金充足的氣候變遷「錯誤資訊」宣傳戰。
1997年，埃克森時任董事長李・雷蒙德（Lee Raymond）公開否認人類對氣候變遷有任何影響，並因此認為沒有必要減少碳排放。其他大型石油公司，如雪佛龍（Chevron）與殼牌（Shell），也透過資助「全球氣候聯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 GCC）等組織推動氣候否認論，該聯盟長期散播對氣候科學的錯誤訊息。到了2000年代初期，企業開始將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的責任，明確地轉嫁給消費者。
英國石油（BP）與碳足跡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英國石油公司（BP）在2004年推出的「碳足跡」宣傳與碳足跡計算器。這個工具被包裝成一種幫助消費者了解自身溫室氣體排放影響的方式，表面上是在提升公眾意識，實際上卻巧妙地將減碳責任從石油生產商身上轉移到個人。
這種策略與1970年代由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等大型塑膠污染企業資助的「Keep America Beautiful」反垃圾運動如出一轍——看似鼓勵環保，實則是轉移公眾注意力，掩蓋企業造成的系統性問題。
二十年後，BP 的碳足跡計算概念仍廣泛出現在環境討論中，並持續被視為企業氣候行動的一個重要工具。
削弱科學信任
多年來，美國社會對制度的不信任日漸加深，也助長了大眾對科學的懷疑。到了1990年代中期，對政府的信任已顯著下降，僅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政府會以公共利益為優先。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政治人物在乎民意，而不到一半的人相信政府官員是誠實的。
化石燃料企業利用了這股不信任，資助各類活動來質疑科學研究結果。舉例來說，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投入數千萬美元資助如「競爭企業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哈特蘭研究所」（The Heartland Institute）與「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團體，這些團體透過推廣被否定、未經同行審查的研究，來散播錯誤資訊並削弱科學共識。
「全球氣候聯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 GCC）同樣扮演了推動氣候誤導與抵制政策改革的關鍵角色。在化石燃料利益的支持下，GCC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氣候科學的懷疑，延遲了氣候行動的推進，並擴大了混亂與不信任。
2003至2010年間，有超過五億美元資金——其中多數來源不明——被導入支持氣候否認的組織。這些行動包括建立偽裝為草根運動的團體與社群媒體帳號，並藉由陰謀論與過時的科學說法，在大眾間廣泛傳播錯誤資訊。
隨著氣候變遷跡象越來越明顯，否認的說法雖然減少，但新的言論則轉向淡化氣候變遷的嚴重性，或宣稱因應措施「沒必要」或「不切實際」。這些手法共同助長了錯誤資訊的散布，拖延了實質氣候行動，也反映出企業公開承諾背後常缺乏真正行動的普遍模式。
來自公眾壓力的改變動力
石油公司雖面臨減碳壓力，但整體上仍多採取最低限度的調整以維護其利潤。然而，隨著近年監管措施的推出，它們也不得不開始採納新的做法。這些政策包括廣告禁令、全州碳稅，以及美國環保署（EPA）為改善空氣品質而制定的新限制標準。EPA 的嚴格標準提高了企業問責性與透明度。
為因應這些壓力，像殼牌（Shell）這樣的大型石油公司自2004年起，便開始在其年度報告中加入永續發展的語言。
BP、雪佛龍（Chevron）、殼牌與埃克森美孚彼此間競爭激烈，這也意味著當其中一家公司做出積極改變時，其餘公司往往會跟進。一種有效的施壓方式是透過倡議活動，這類行動透過公開揭露企業的環境問題，向石油公司施加壓力，促使它們採取更綠色的做法。即使這些公司普遍不願做出重大轉變，但這類倡議仍有可能迫使它們重新思考策略。
一個顯著的成功案例是針對殼牌北極鑽油計畫的「Shell No」運動。這場運動結合了街頭抗議、法律挑戰與媒體關注，最終迫使殼牌重新評估並縮減其在北極的業務。此外，專門針對企業的網站與環保評比也進一步加重壓力，讓企業為了聲譽與市場競爭力而不得不調整行為。
隨著石油企業面臨越來越多審視與法規要求，它們正在逐步採取更永續的做法，以因應壓力並維持產業地位。儘管轉變的步伐看似緩慢，改變確實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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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Hidden Truth Behind Climate Deception
作者：Hayley Huck
翻譯志工：蕭翼
